一：制定嚴格的標準化制度和發展戰略。
德國標準化協會（DIN）的設立及其認證體系的建立，德國電氣、電子和信息工程協會（VDE）認證體系的建立，德國機械制造標準委員會（NAM）標準化制度的建立，對“德國制造”和德國經濟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使其企業的規模化生產成為可能。
二：發揮行業協會的指導和監督作用。
德國聯邦工業協會（BDI）是一個為德國工業及其他工業活動提供服務的組織，有38個分會機構，超過10萬個不同類型的企業會員。協會代表約800萬雇員的利益，以一個聲音與國內政治決策者及歐洲和國際政治組織進行洽談溝通。德國工程師協會（VDI）主要從事生產技術的發展、監督、標準化、工作研究、權利保護和專利等方面的工作；德國機械設備制造業協會（VDMA），汽車制造業行業協會（VDA），電氣和電器制造領域行業協會（ZVEI），以及德國化學制造行業協會（CVI）等，都是專業化的行業協會組織，代表著不同行業企業的利益，為會員企業提供各種服務，承擔著對企業的指導和監督職能。
三：政府對產業發展恰當干預和引導。
德國政府干預下通過的一些社會保障立法，構建起德國社會保障體系，為德國制造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政府適時制定產業發展戰略，引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在基礎研究領域，政府不惜斥巨資，建立和完善從基礎理論到應用研究的一體化科研體系。
四：培育并發揮“產業集群效應”。
歷經多年培育，德國制造在萊茵河流域、巴伐利亞、斯圖加特、德累斯頓和柏林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中度較高的優勢產業聚集地，并產生了高地效應和拉動效應。
五：“產業導向教育和培訓制度”形成企業支撐。
德國不僅有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還有“雙軌制”的高職教育，幾乎70%的學生在畢業走向工作崗位之前，都要到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技術培訓。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令各國關注。自20世紀60年代末應用科學大學發展起來后，德國有1/3的大學生就讀于應用科學大學和若干聯邦州設立的“職業學院”，后者與企業緊密合作。因為是進入職場的快車道以及與實際工作緊密聯系，這兩點吸引學生就讀。大約200所應用科學大學也從事科學研究，只不過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應用為目的，并且貼近工業生產。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別具一格。在德國，大致有一半年輕人在中學畢業后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學習國家認可的350種培訓職業的某一職業。該職業教育特點為：每周有3—4天在企業中接受實踐教育，1—2天在職業學校進行專業理論學習，培訓時間為2—3.5年。同時，企業提供的培訓得到了跨企業課程和額外培訓內容的支持。培訓費用由向學生支付報酬的企業以及提供職業學校經費的國家來承擔。德國目前有大約50萬家企業、公共機關、自由職業者向年輕人提供培訓；有80%以上的培訓崗位由中小企業提供。
六：和諧的勞資關系。
一是德國企業善待員工。他們認為，幸福員工才能支撐起一個幸福企業，讓員工感到幸福，是所有企業必須做的事。員工的幸福，不僅是工資的提高，更是其真實才能的上升。對于制造業來說，每個技術工人都是其關鍵組成部分，技工的職業技能掌握程度，直接影響到產品的質量，企業的品牌滿意度，甚至國家制造業的強盛；二是德國社會和家庭都認同。在德國，技術工人待遇高，受尊敬，大多以參與培訓為榮；家庭認為培養一名技術工人比大學教育劃算，支持力度大。
七：做道德生意。
德國人不承認有“物美價廉”這回事，德國的產品不打價格戰，不與同行競爭。一是由于有行業保護，二是由于價格并非決定一切，打價格戰可能會讓整個行業都陷入惡性循環。德國企業也追求利潤，但是只求有錢可賺的基本利潤，并非貪得無厭、一味追求高利潤，而是考慮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德國人寧愿“在保證基本利潤的同時，讓部分利潤轉化成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更加完善的服務”。
有記者問柏林一家菲仕樂鍋具店的經理：“你們德國人造的鍋可以用上100年，因此每賣出一口，實際上也就丟失了一位顧客，以后人家不用找你了。你看人家日本人造的鍋，用20年就到頭了，顧客每20年就得再找他一次。仔細想一想，你們劃得來嗎？你們為什么要把東西搞得那么結實呢？把它的使用期搞短一點，你們不是可以賺更多的錢嗎？”這位經理這樣回答：“哪里的話，所有買了我們鍋的人都不用再買第二次，這就會有口皆碑，就會招來更多的人來買我們的鍋，我們現在忙都忙不過來呢！我們這家廚具廠是二戰后從過去的兵工廠轉產過來的，前后也不過幾十年時間，就賣出1億多口鍋了。你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少人口嗎？快80億了，還有70多億人口的大市場在等著我們呢！”
記者問西門子總裁：“企業的最終目標不就是利潤的最大化嗎？”
對方回答，“不，那是英美的經濟學，我們德國人有自己的經濟學。德國人的經濟學就追求兩點：一是生產過程的和諧與安全；二是高科技產品的實用性。這才是企業生產的靈魂，而不是什么利潤的最大化。企業運作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事實上遵守企業道德、精益求精制造產品，更是我們德國企業與生俱來的天職和義務！” 來源：中國企業報
